第 7 部分  王小波十年祭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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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,天外有天。然而,一次又一次的努力都失败了。眼见着许多二三流的选手被啦啦队摇旗呐喊、大声喝彩,而超一流的选手却被拒于赛场之外,我除了苦笑,还能有什么反应?大陆作家描写大陆故事的,却只能在台湾岛上流传,这是王小波的不幸,还是大陆文坛的不幸?王小波并不是一个好出风头和善于交际的人,他很内向,从来没有介入文坛上这一群那一伙的,在中国文学界,他可以说是一个孤独的灵魂。小波的去世带给知识界的冲击,你说并不意外,这一点我有同感。4月26日最后为小波送行,我也去了,从那些悲痛的送行者中,我感到了一种东西。我一时说不清那是一种什么东西,但在每一个为小波送行者的眼神里,我能感到不仅仅是对像小波这样独具创造力的作家的惋惜,更是对他自由理想的一种敬意。

小波的意义,家只是一个方面,自由思想家是另一个重要方面。这两三年小波的随笔在国内知识界产生了很大影响。他用一种极其机智、极其独特的方式在张扬着科学、理性、独立、自由、宽容的理念。在许多应该有人发出声音但却听不到声音的重要问题上,小波发出的是空谷足音。他参与电影的创作,更是十足的民间方式。他知道这部影片很难与国内的观众见面,但他还是为之倾注了心血和才华,并因此而填补了中国编剧在国际电影节上获奖的空白。知识界对一位放弃单位的自由撰稿人的关注所蕴含的评价尺度,将越来越引起人们的观念变化。

谢:任何一个社会,在主流之外都有非主流,在庙堂之外都有民间。从思想史的角度看,后人总是发现民间的东西比庙堂的东西价值更高,总是发现异端中包含着新思想新文化的光芒。这其实是一条很简单的道理。但文学史或思想史研究中,过去我们往往排斥民间,至今对民间仍然忽视。这当然有很复杂的历史原因和现实原因。但从小波去世后知识界所产生的震动看,我以为现在的知识界实际已经找到了自己的标准。对于大多数成员是在封闭社会中成长起来的中国知识界来说,这是一个了不起的进步。我们只要稍微留意一下就会发现,这些年,无论是赵一凡的死,周眉英的死;还是吴方、戴厚英、甘少诚等人的死,正是由于他们生前所选择的疏离主流的生存状态,才对知识界发生了影响。民间立场的确立,对有些人来说是不得已的,对有些人来说却是主动的,王小波的选择中,人们更看重的就是他的这种主动和自觉性。当然,小波敢于辞职,与他的经济能力有一定关系。但现在的问题是,像小波这样留过洋,而且比小波更有经济实力的人,却没有小波这种追求自由心灵的强烈愿望,没有这种选择民间立场的自觉性,在这一点上,小波给我们的启示是很多的。

王小波:一位知识分子和一个时代(3)

二、主流之外的作家

丁:那天为小波送别时,我有一个强烈的印象,在送行者中,有编辑、记者;有哲学家、历史学家、社会学家、经济学家;有电影导演;有王小波的同学和朋友,却没有看到几个家。小波首先把自己看做一个家,但他的创作才华到死也没有被当代文学的主流所认可。文学界的知名人士中,我除了看到刘心武发表了一篇诚恳的悼念文章,其他大腕们似乎无动于衷。主流文学界的这种冷漠,从另一种意义上说明了小波的价值所在。中国当代文学发展中,无论老作家还是青年作家,对于自觉疏离于主流之外的自由作家,往往不能给予足够的理解和尊重。这种毛病,绝不仅仅是文人相轻所能概括的。

王小波的,从某种意义上讲,不是中国当代文学主流的河床里流出来的。他的《黄金时代》,是在留学期间开笔的。最先是在海外发表,在台湾得到了好评。他写的是知青生活,在所有写知青生活的作品中,王小波是最有深度而又写得最好看的。不但和当时煽情的知青文学大不一样,而且和当时晦涩的先锋大不一样。古人说“文起八代之衰”,王小波则是“文起当代之衰”。起于一代作家江郎才尽之际。他在谈到王道乾和查良铮两位翻译家时说:“我觉得我们国家的文学秩序是彻底颠倒了的:末流的作家有一流的名声,一流的作品却默默无闻。”他自己正好不幸地处在这种秩序中。他是以学者身份写的。王蒙曾呼吁过作家要学者化,许多人都认同。但当一位文理双修、中英文都好、治学和创作都堪称一流的真正学者型作家出现时,人们又视而不见了。

谢:对王小波的评价,实际反映出国内主流文学评论界对民间的漠视。1994年,华夏出版社一位有眼光的编辑赵洁平女士想尽一切办法,终于在国内出版了王小波的《黄金时代》,但主流文学评论界对他很少关注。国内真正对王小波给予高度评价的人,多数取的还是民间立场,比如艾晓明、李公明和你。艾晓明研究和评论王小波的作品,有的是面对海外的版本,有的是面对手稿。面对手稿的评论家,才是真正独立的评论家。因为这样的评论文字,既不能换取红包,也不能换取职称,甚至可能根本见不了天日。

丁:我对此深有感触。我最初读《王二fēng_liú史》还在山西,当时我和山西的文学评论家陈坪讨论过一次,并整理成一篇对话体的评论,但这篇评论转了多处刊物,不但没有登出来,而且连原稿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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