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两人在决定跟着刘忠然，去向一头恶狠狠、豪无人性的野兽“求和”的时候，就应该要有这种觉悟的。

“是的，一份卖国条约。”陶佑苦笑了一下。

事实上，在看清那一份条约之前，他和高武两个人是真的相信“主和”才是能给华夏带来未来的唯一办法，也是真的相信刘忠然所做的一切，只不过是为了把华夏民族在战争中所遭受到的伤害降到最小。所以，他们才会那样维护刘忠然。

直到看清了山野留下的那一份条约，他们这才明白，他们这是被骗了！

那份条约提出的要求十分苛刻，霸占华夏的程度，更是大大超过了以往。他们要把控的地域，从华夏的极南到极北，从黑龙江要到了海南岛。而其中，所包括的事务，下至矿业、上至天象，无论是主权、领土，还是交通、武器、银行等等的一切，他们都要毫无遗漏地持有和把控。

那是一份日本以“日、满、支共同建设东亚新秩序”为烟幕，置华夏于日本的奴役之下，等到华夏对日本再无不满、抵抗之心，日本再将华夏彻底吞食的卖国条约。

或者，那甚至都不是“卖国条约”了。那应当被称为“送国条约”。若真是按着那份条约来做了，到最后，“和平”确实是“和平”了，但彼时和平着的那片土地，却也不能在被称之为“华夏”了。

“这份条约咱们不能签！”

那时候，他刚一看完那份条约，立马便惊出了一身冷汗，把条约扔到了高武的手里，没等高武看完，便连忙对着刘忠然急声道。

他的话刚一说完，高武三两眼地把那份合约看了个大概以后，便也紧跟着皱眉劝道：“司令，这份条约要是签了，华夏可就真的完了！我看，我们都退出了内陆了，干脆也别管和谈不和谈的了，干脆就在香港这隐居吧！”

说完，啧了啧嘴，有些焦虑，怕刘忠然真要签了这份条约，高武还忍不住坚定了语气，又劝了几句，“总之，司令，我们决不能继续跟日本人谈判呀！我们可不能真像那些人说的那样，真去做了卖国贼！”

彼时，刘忠然只是从高武的手里收回了那一份条约。毕竟，山野给了他七天的时日，他当时不说话，他们摸不准他的想法，便也只能在煎熬中等待他最后的决定。

“说实话，当时的我，对刘忠然还是十分有信心的。毕竟早在抗战开始以前，在进到国民政府从政以前，我便偶然识得了刘忠然。并在其后的日子里，我在与他的交谈中，与其引为知己。甚至，在我当初刚刚产生了要从政的想法时，还是他亲口鼓励了我。”

于是，整件事的最后大致也便是如此了，刘忠然决定签下那份条约。要不然他和高武，今天又何至于背叛刘忠然，重新找上秦非正？

话说起来有些唏嘘，就连陶佑本人也不知道，为什么明明口口声声说着“要为华夏之崛起而披荆斩棘”的人，最后会同意签下那份卖国条约。

在无数次同高武的探讨中，他们不得不承认，人，是会变的。

彼时的刘忠然已经完全受日方控制，极力迁就日方。或者，他当然也可以选择拒绝日本。但此时的他已经全然不被内陆的任何一个组织接受了，拒绝日本以后，他奋斗了将近半辈子的权力，便将全部化作须有。

在曾经爱过的初心和掌控在手里的权力比起来，终归还是权力更重。于是，哪怕明知是卖国，刘忠然也仍旧是铁了心要去做。

“他同我和高兄不一样。就好比喝毒酒。我和高兄喝了一口，死了半截，发觉是毒酒，不喝了。刘忠然喝了一口，发觉是毒酒，索性把它喝完。”陶佑垂眸，神色讪讪，“他一心想要成为日本建立的‘新政府’的首脑，我和高兄已经无力再去劝说。”

或者，那时候的刘忠然还在自欺欺人地想，“只要新政府还是由华人来做首脑，那么，华夏就只能是华夏”，但是他们却知道，要是跟着刘忠然再这么继续错下去，不论是华夏还是他们，都只能是死路一条。

陶佑嘴角的笑意有些嘲弄，“就像是污泥中的一粒黄沙，自己不想做污泥，却又好像已经是污泥中的一分子了。”

他没想过要卖国，最初从政的时候没有，从国民政府出走的时候没有，今后也没有打算要有过。甚至，刚跟着刘忠然离开的时候，听着有些文人把话骂得难听，他还自比傲梅忍辱负重，但现在想来，其实实在是他和高兄两个自己太蠢。

“最沮丧绝望的时候，我也想过干脆用死来寻求解脱。有时候和高兄两个坐在一起，谈起现下处境，便总觉得只能是研究下该用何种死法。”

“投水？触电？自戕？”陶佑自嘲般笑着摇了摇头，“大抵是我和高兄这两粒黄沙还有留恋着不能死的必要。知道内陆如今还有许多如同当初的我们一般懦弱的人，想着能不能用屈辱的和平来赢得一时的安宁，我和高兄便又在刘忠然和日方签订条约的当天逃了出来，一路躲着刘忠然的追杀，想来再见见总司令最后一面。”

“也没想着在犯错以后，总司令还能庇佑我们，我们之所以逃出来，一是想将刘忠然集团的具体所在位置告之总司令，二便是想将此事公之于众，予想以‘和平’来结束战事的人们一个警醒。”

说完自己想说的最后一句话，陶佑觉得有些口干，沉重的肩膀却是轻松了不少。

锦颐