那是七十年代末，刘哥他们已经都当兵走了，没人跟我玩儿，我听说气象局后面的树林里有一幢小木楼，没人敢进去，说是闹鬼，具体闹什么鬼又没人说清楚，于是我判断：传说，纯粹的传说。那时，我已经上初中了吧。

其实，并不是刻意要去的，而是那时夏天唯一的消暑方法就是扇扇子，晚上就是出去溜达，暑假了，没处去，白天还可以看看书，但晚上便要不断拒绝同学的邀请，内容都一样：

“小孩儿，咱们去看电影吧？我特意买的票。”，

我倒不是反感他们叫我小孩儿，本来就比他们小，而是我受不了电影院里的闷热，又黑又透不过气，再说，自从时代逐步回到正轨后，电影就开始倒着演，先是6o年代的，而后是5o年代的，4o年代，竟然又退到无声电影的回顾展，没有新片子，没劲。

我决定出去走走，便到了城外气象局后面的小树林里，在阴暗高大的法国梧桐树丛中寻找那幢闹鬼的小木屋，可这里有好几处哥特式建筑，是哪幢呢？我沿着幽静、狭窄的小径走着，从傍晚走进了暮色，怕是要迷路，因为这里的树木相似，建筑也都相似，唯一的选择就是找到通往大路的小路口。一阵微风吹来，身上的潮湿成了接受凉爽的介质，皮肤表面的扩张迎来了清爽而后又传入皮下，使得血管能得到自然的抚触和缓解，要是有把扇子就好了，这里没有住人，非常安详，加之高大的树木在招风，唯一要做的就是驱赶不断造访肌肤的蚊子。

前面的路灯照出了周围的轮廓，在一排木栅栏后面，有一幢与众不同的小洋楼，有些像小说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》中描写的柯察金偷枪的那家，但楼下的蒿草长得很高，里面传来响亮的蟋蟀声，这可是我强项，但没有带任何工具，即使抓住一只黄将军（蟋蟀中一种个头不大但特别有战斗力的），不久也会被攥在手里捂死，那岂不可惜？哪怕有张纸烟盒也行，从这幢楼的外表看，它里面一定是很久不住人了，据说这里曾是苏联建筑专家居住的小区，他们撤离后就闲置了，真可惜。

为了外面草丛里诱人的蛐蛐声，我决定翻进去找张纸，叠个纸袋子，把抓住的蛐蛐放进去，明天好和那些大孩子去斗，我构思着怎样能赢得他们的蛐蛐罐，但我忘了，人家要么上了高中，要么已经工作了，好久都没人斗蛐蛐了，那些大孩子见了我总是说：“快上高中了，你不能再那么贪玩儿了，要么听你老师的，跳级吧？！”，本来就比同年纪的同学小两岁，再跳级，那不是自找没趣吗？谁还会和我玩儿？眼下却顾不了那么多，我始终怀念上小学时的游戏，那些上高年级的同学会主动找我嘣弹子、拍烟盒、斗蛐蛐，现在如果能在楼里找到一张纸，做成袋子，再抓住只能斗的蛐蛐，明天他们不会拒绝和我玩儿的。

我把手伸进一扇有破口的窗子，绕过碎玻璃，摸到了关窗户的闩，小心翼翼地把窗户够开了，真走运，这回胳膊没有挂彩，我推开木窗，纵身翻了进去，借着远处的路灯余光，稳稳地落到了里面的木地板上，突然有一只猫窜了出来，它愤怒地叫了一声，从窗户逃了出去，我搅了它的美梦。木地板踩上去出通通的响声，我试着蹦了两下，屋里有点儿回声，外面除了蛐蛐叫，便是空中细微的蚊虫微波，真的是无人之境，有一个黑色茶几在窗户右边儿，好像上面有台灯，过去试着摸索，居然把台灯给弄亮了，这可是意外收获，屋里的一切一览无余，没有床，就只剩下这个茶几和茶几上的旧台灯，这里竟然还通着电！

我推开了屋里的门，门通往楼道，我把台灯拖拽着往门前弄，差不多快到了，线不够了，否则会短路，但过道已经能看清了，它前面是拐到一个楼梯口的，我又在过道里找到了壁灯的开关，还能亮，真是令人惊喜，我借着灯光上了二楼，楼上是一间很大的屋子，仍是木板地，走上去声音更响，又现一盏壁灯能亮，虽然昏暗，但还是能看清屋里的一切，空荡荡的，几乎什么也没有。

我在屋里巡视了一番，终于又在临近马路的窗户下现一个小皮箱，上面有个生锈的疙瘩，往右一扳，砰地一声，皮箱成为上下两部分，上面的呈9o°支撑起来，下面是一个圆盘子，这我在电影上见到过，是老式留声机，它旁边有手摇把，还有唱片没取下来，大概是走得匆忙忘了取吧，我把磁头搭在唱片最外圈，学着电影上摇动手柄，不久，它竟然出声来，唱片上写的是俄文，看不懂，留声机出的音乐声是钢琴协奏，到后来我才在音像店里找到了相同的声音，那是拉赫玛尼诺夫的钢琴协奏曲，可那时还没有那些音乐引进。我坐在窗户底下，静静地聆听这陌生的音乐，现在再听，才体会到它为什么当时那么吸引我：

当旋律迭起时，我们当静静地倾听作者的叙述，读解创作的思想和内容，正如文字行云流水般倾泻时的漏点，庞大的思想脉络被铺展开，遍及俄罗斯大地山川，我感受到作者苦苦思索后的放闸，尽情地让情感流泻在线谱上，让形象在音乐中树立起来，那是一种艰难的跋涉，正如每一个人的人生旅程无法停滞。

伏尔加涨水了，春潮涌动着万物复苏的信息；西伯利亚刮起了最后一阵寒流，刺激着人们苏醒并不惧风寒地走出柴房；莫斯科河的水流开始湍急了，在城堡的人们有了新的空气可呼吸…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