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们在离第三个工厂四条街远的酒店安顿下来。

我带soeren去了街边的一个小店，趁他选啤酒和零食的时候买了一盒仙女棒和摔炮。

我跟店主问到了附近的一个小公园。

到了公园，我把仙女棒和摔炮给他看，告诉他这是烟花和鞭炮，我实现承诺了。

“这是什么？”他失望地说，“我想要的……在天上……嘭！！像朵花！不是地上，是天上！”

“现在不是过年，买不到那个，这些因为是小朋友的玩具，所以才能买得到！”

“不对，我在云南的时候，看到了，在街上有！”

“这是深圳！”我狡辩说，“深圳是大城市，严禁烟火，你看，街上都没有！”

他三百六十度转了一圈，目光所及之处，连个街角都没有。

“我们去比较好的地方，人多的地方，问一问，一定可以的，找到的！”他倔强地说。

“可是你怎么知道我们应该往哪边走？人生地不熟的，万一走丢了呢？而且我有一些累了，我走不动了！”

“那边！”他往公园外一指，“我们可以找一个车，他送我们去，也把我们带回来！”

我只好说实话：“soeren，我们没有那么多钱了。”

“什么？”

“对不起，我没有跟你说实话，你手中的那张□□里，只有三块多钱。我手上的这些钱，是你的新□□下来之前，我们所有的钱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他惊讶得牙齿都快掉出来了：“你还在包养那个女人吗？”

他指的是高润。当年因为高润的工资，我急需找一份工资更高的兼职工作，气急败坏时在他面前胡说八道了一次“我包养了个女人”。他一直信以为真。

“没有。现在要拿钱养活其他的人。”

“哦！”他怪笑。

他把我的钱包拿过去，“多少钱剩下了？”

“你数数。”

soeren数钱的这两秒，马律师的电话过来了，他正在请人吃饭了解案情。新的消息是：警察查到了易续购买过一种精神类处方药的记录，是安眠药。

“处方药？谁看了医生？”我问。

“他妈妈。”

“精神类药物，看的是心理医生吗？警察有没有从医生那儿获得什么线索？”

“医生当天只给易续的妈妈开了安眠药，约好了第二天精神好一些再去会诊，可是又拖了几天，最后一次把时间约在9月10号的上午10点，可是那天凌晨，就发生命案了。”

“天哪。”我忍不住感叹。

“对。哦，还有一件事，由于案件的证据比较简单，法院有可能提前起诉，你那边资金的问题，可能得抓紧了。”

“哦……好……好啊！”我紧张得忘了质问法院凭什么认为这些证据就够了，凭什么这么草率就提前起诉了？

像是有拳头狠狠地捶打我的心脏，我狠狠地按住胸口，安慰着自己，没关系没关系，钱也许有办法，就算没办法，易续应该会在起诉前出来。就算不出来，不是有政府指派的律师吗？

可是，马律师如果不帮忙，胜算大吗？

不对，还有张衣呢！张衣不是说她有办法吗？张衣不是说她会做事吗？张衣不是说她有把握吗？张衣知道马律师说的这些事吗？

我发着抖拨着张衣的电话，关机。打给张恒礼，一样关机。打给林木森，问他这几天有没有跟张衣联系，他说没有。我给张衣发了长长的短信，告诉她马律师告诉我的所有信息，告诉她要抓紧，没什么时间了。告诉她一定要回我信息或者电话，我担心得都呼吸困难了！

我坐在地上，很想哭。抬头看到soeren在按计算器，忍住了。

“你们这些德国人，数学是真差啊！”

“哦哦哦，不可以这样说！”

“我说错了？”

“我们不应该买烟花这么贵！”b！”

我去，人民币的单位几时被这么滥用过？

“15块。”我说，“我偷偷用了100块。是块，不是个！”

“为什么？你不是说要我们的游戏赢吗？你为什么用钱这么多？”他气得眼角都上吊了。

“我说的时候，忘记了我每天还要写信到长沙，我的信需要很快就到，所以必须用快递，每天10块，十天就用掉了100块。”

“这么贵？”

“这已经是最便宜的快递了，我本来想用二十几的。”

“你是一个骗子吗？”

我垂头丧气地说，“对你来说，是的啊！我这些天，哪一天没当骗子呢？”

他伸出拳头轻轻推一下我：“。”

“iknow……”

“你需要写给你的公司吗？那个信？”

“算是吧！”

“为什么不可以用eail吗？”

“他是一个年轻人，很会用eail。”

“哦，好的！可是，我们游戏还是赢了吗？”

“你赢了！所以这盒烟花和这盒鞭炮，你来放！”

他嗯嗯地点着头。

“对了，funny最近怎么样？我给她打电话她都不接。”

“她有一个男朋友，是新的。”

我哈哈大笑地倒在地上：“不会吧？！”

我的德国房东老太太叫funny，护照上的名字是khaus，是个酷酷的老太太，一个不会说德语的德国人。

1937年，那个叫khaus的女孩出生在德国汉堡的一个犹太家庭。1938年底：“水晶之夜”爆发，纳粹对犹太人有组织的屠杀开始了，陷入绝境的父母将还在襁褓中的女儿