杨一鸣洗了一把冷水脸，搬出字典，打起精神开始逐一回答教授的问题，这是个需要极大耐心和细心的工作，他丝毫不敢疏忽，因为任何一个微小的表述不清都有可能影响到最终的判断。他把自己了解到的做了汇总归纳，把需要丁子木回答的问题又列了一张表，和那些复杂的量表放在一起，准备第二天交给丁子木，让他找一天空闲时给答了。

等把这些案头工作都做完，已经是凌晨三点半了。他蹑手蹑脚地走到丁子木的卧室门口，轻轻拧动门把手，推开一道缝向里望去。窗外明亮的月光透进来，床上隐约显出一个安静的身影。杨一鸣犹豫了一下，到底还是轻轻走到床边。

丁子木静静地合着眼睛，杨一鸣不太能看清他的脸，只能看到他侧卧着，身体蜷缩起来，像是怀里抱着一个什么东西一样。这是一个极度缺乏安全感时下意识采取的防御姿势，把自己柔软的腹部藏起来，留在外面的是坚硬的脊骨和一副肩膀。杨一鸣轻轻伸手，把手掌放在丁子木的肩胛的位置，隔着厚厚的被子，他觉得自己居然能感受到丁子木肩胛骨的硬度。

杨一鸣收回手指，用目光代替唇舌细细地扫过丁子木的面孔，一片朦胧中，他确信他睡得很熟，脸上应该是宁静而安稳的。

晚安。杨一鸣翕动唇吻，无声地说。他轻轻转身，蹑手蹑脚走出去，慢慢地关上了房门。屋子里很暗，所以他没有看到床上的那个人睁开了眼睛。

房门关上，最后一丝光线倏然而逝，房间里复归宁静和黑暗。

不知过了多久，大丁慢慢地从床上坐起来，慢慢地伸出左手压在自己的右肩上。那里，杨一鸣很温柔地抚摸过。

大丁用极轻的声音问：“我该怎么办？”

“什么怎么办？”黑暗中，一个略略低沉的声音问。这声音带着一种无可辩驳的权威感，似乎他的问题必须要在最短的时间内得到最详实的答案。

但是大丁并不买账，他不耐烦地啧一声问：“你怎么来了？”

“我怎么不能来？”那个声音微微有些提高，带着几分威胁的味道，“你别作啊，你找的麻烦还不够多吗？”

“为什么我就是个麻烦？”大丁按捺不住地狠狠挥了一下拳头，“我怎么麻烦了？我做的还不够多吗？这么多年我抱怨过一句吗？我提过什么要求吗？我藏得还不够深吗？”

一连串的质问砸过去，嗓门逐渐抬了起来了。

“别嚷！”那人严厉地说，“你想把他招过来吗？”

大丁冷笑一声：“你以为他不认识你吗？”

“认识又怎么样？我又不想认识他！”

“可是丁子木很信任他。”大丁仿佛在报复一样，带着几分恶意说，“我觉得对于他而言，杨一鸣比你重要得多。”

对方显然是被这句话打击到了，沉默了几秒钟以后，他一字一顿地说：“一个毛头小子，他又能为丁子木做什么？”

“不管他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，在丁子木那里，你都输了。”大丁冷冷地说，“今时今日的丁子木，不再是你认识的那个丁子木了。”

“怎么可能？”

“怎么不可能？”大丁指指卧室的门，说，“你敢去厨房看看吗？冰箱里还有他准备的菜，这小子现在一日三餐做饭的水平可以去开饭馆！”

“他几时学会做饭的？”那人大惊。

“他学烹饪的你不知道？”

“可他是学西点的啊。”

大丁嗤笑一声，曲起膝盖把脸埋进去，闷声闷气地说：“他的事你并不全知道……当然我也不知道，比如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被困在这里，我出不去了。”

大丁抬起头，眉眼垂下来，明亮的眼睛里满是绝望和哀求，他说：“哥，我出不去了，真的出不去了，我会不会永远都被困在这里，只有他睡着了才能喘口气？哥，我怕我再也看不到太阳，我讨厌晚上……我觉得……很可怕。”

那人良久没有说话，冬夜漫长且寒冷，一个人的夜尤甚。

***

杨一鸣第二天下午去医院替换回了姐姐，头天晚上熬得太晚，他的精神很差，于是裹着大衣靠在暖气片上昏昏欲睡。电话铃响起来的时候，他正半梦半醒着，潜意识里知道自己在医院，可脑子里又觉得自己正坐在一家小小的面包店里，丁子木穿着雪白的厨师服笑眯眯地劝自己尝尝他新做出来的甜点——分裂得一塌糊涂。

杨一鸣万般不舍地从梦境中挣扎出来，忍着太阳穴一跳一跳的疼痛掏出了手机，屏幕上一个陌生的号码闪动着。

“喂？”杨一鸣没精打采地说。

“杨一鸣先生？”话筒里一个陌生的男声响起。杨一鸣打起精神说：“我是，请问您哪位？”

“您好，我叫刘国强，退休前在南城区派出所工作。”

杨一鸣噌地坐正了身子：“您好。”

“所里的同志告诉我，您来查过十四年前的案子，丁家进贼的那个。”

“是的。”杨一鸣压低声音说，同时看了一眼还在沉睡着的母亲和床边的监护仪，然后轻轻走到了阳台上，“我想知道当时发生了什么。”

“为什么想知道？”

杨一鸣掐头去尾地介绍了一下福利院的工作和丁子木的“情绪不稳定”，又一次搬出了“教委心理危机干预中心”的大帽子，义正辞严地把自己打造成了一个热心公益的心理咨询师，力求拯救每一个陷入困境的青少年，同时也为强化治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