他说“我主要是怄不过，找到她让我使劲踢几脚，脸上狠命抓几把，我就算了。”
许峻岭说：“你都跟她睡过了，也该付出点什么，现在这就打平了。”
他躺下去说：“不瞒老兄，出国前在一起前前后后也有两三年，要是有一间房子，早结婚了，要是有那间房子，访问学者我也不一定来了。一间房子!”熄了灯他躺在那里长吁短叹，烟头在黑暗中一明一亮。
第二天上午许峻岭陪他去了移民局，坐在那里等到十点多钟，总算约见了他。
他走到三号约见台去，许峻岭好奇地站在后面看。移民官听了他的申诉，到后面查了一会回来说：“这姑娘现在是在多伦多，但她不愿其他人知道她在哪里，我们不能帮助你。”
刘晓冬急了，把头伸过去嚷着：“告诉我，请告诉我！”移民官摊开双手微笑着摇头。许峻岭跑上去拉他一把说：“没有用的，这是人权。”移民官又按下键报了下一个号码，刘晓冬急了，踮着脚把头凑得更近，用中国话骂：“他妈的你是什么东西他妈的你，怎么不保护我的人权!”
移民官大为惊异，严肃地望着他。许峻岭不好意思，退到后面去。刘晓冬还在骂，移民官的脸色越来越严峻。许峻岭又跑上去拉他一把说：“骂人也犯法，他听懂了早就叫警察了。”
他听了“犯法”两个字，马上就不骂了，气呼呼地“哼”着，似乎是瞧不起那不愿为他打抱不平的移民官。出了移民局到了街上，他又骂了起来，骂那女人，骂移民官。许峻岭说：“老刘，你在这里骂有什么用，听的人只有我一个。”
他说：“我太气了!我太气了!”他站在移民局门口不肯走，许峻岭抓了他的胳膊推他，那胳膊在不住地颤抖。
在六月里许峻岭搬到东区唐人街附近去了。一个上海人租了那一幢房子，一家人住在楼下。楼上他住了一间小的，那间大的已经有一个三十来岁的香港女人住了。
那些日子在恍惚中像梦一样地飘过去。每天干活回来就在房子里呆着，借几本高阳的历史小说来看，或者写几篇文章投到报社去。到了每周休息那两天，经常是一整天也不跟人说话，想来想去想到一件可做的事，比如到东区唐人街去买一把小菜，心里就有了一点充实，也不骑车，慢慢悠过去，又慢慢悠回来。有时回来时就在桥上站了，看远处的高楼大厦，看塔，看下面高速公路上来来往往的车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