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旱灾之后天下甫定，苏轼在此时写诋毁新法之诗，并由王诜相助在京城出版，实有淆乱人心、激起世人对朝廷怨怼不满之不利影响，朕必须将其治罪。”顼向太皇太后解释道，并背诵出其中几句明显针对新法之诗句作证。
太皇太后听他说完，恻然道：“这能作什么证据？就凭几句诗就要将苏轼处死？你看那诗三百篇，大多都有针砭时弊之意，若要一个个追究，将作者尽数伐除，那不成部遗言集了么？文人作诗填词，旨在抒发一时的感慨，并非真有什么不敬谋逆之心，就算真有一两处讥讽朝政之处，也是诗人常情，意在劝谏君主正视民生问题。若将这些微刺眼的文字罗织成罪，亦非人君慎狱怜才的道理。我记得当初苏轼、苏辙两兄弟初入制科之时，仁宗皇帝便非常欣赏他们的才学，欣慰地说：‘朕为子孙得到两个好宰相了！’而今我看指控苏轼的那些人动机十分可疑，想必不是忌才中伤便是因私报复，你不可不加以细察。而且苏轼德才兼备，在民间、在文坛都有极高声誉，你若要处死他，杀的便不只是他一人了，随他陪葬的还有天下民心，而留给你的则是借杀人而箝天下之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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